记得父亲过世的第一个春天，那时我刚刚八岁，身上有两个大一点的哥哥，身下还有两个幼小的妹妹和一个只有两岁的弟弟。母亲那年才36岁，就领着父亲撇下的这六个孩子艰难度日。父亲这一走，家里可没有了顶梁柱，吃喝拉撒的重担全压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
我家住的村子前面，就是一个大荒草甸子，甸子中间横卧着一个东西走向的大碱沟。沟两侧的岸上，每逢春天都会泛起一层层碱土，这碱土扫回家，用大铁锅加水烧热就会熬制成碱，用铁盆装上，冷却后就凝固成坨状，可方便村民洗衣、煮饭之用。用不了，还可以偷偷拿到集市上交易，换回两个零花钱，贴补家用。这土里刨食的事，母亲当然不会落过，领着我们大哥几个，也一样跟在村里那些男男女女的后面，起大早来到这个碱沟里扫碱土。为了不误农活儿，赶到早饭前还得用面袋子把扫来的碱土背回家。
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他就靠着自己那双柔弱的肩膀支撑着这个七口之家。返还粮放下来后，生产队会根据人口数量，平均分摊给各家各户。对于一家人分到的几十斤救命粮，母亲手把手按着，生怕有遭损。等拿到生产队碾道磨粮时，母亲为了防止玉米里藏有沙土，磨好的面碜牙，事先用清水把这点儿玉米淘干净，晾干。先磨碴子，剩下的糠皮，按理說就该喂猪，可在那个年代，那样做未免让人感到太奢侈，母亲就借中午休息给驴吃草的空档，自己亲自抱磨当驴，一圈一圈地推碾子。把这些糠皮压碎，碾成面儿，再用筛子仔细筛好，做到糠皮一点儿不扔。
这样的粮食也就是能度命，根本提不上营养。即使这样，也舍不得顿顿用清一色的糠皮面做成食物。为了抗吃，母亲做饭时还要给这些面里掺上苦菜、苋菜、榆树钱等做成各种名目繁多的粥或饼子。吃饭时，母亲当然是最后一个上桌，最先一个撂下筷子，她只是象征性地吃上那么一点点，生怕我们姊妹中的哪一个，没吃饱挨饿。
母亲的手，一年到头总是粗糙麻裂，有时大拇指关节处裂开的大口子血殷殷的，如同小孩儿咧开的嘴。那时，对付裂手，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用白开水烫，让皮肤软化，加速愈合。因此，常常会出现这茬伤刚好那茬口子又裂，一茬接一茬。那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想来，不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所致吗？
东北的天气很特别，冬天奇冷。刺骨的寒风，夜里动不动就把家里那层薄薄的窗户纸吹破，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母亲都会随手捞一件旧衣服临时堵上，然后自己睡在离窗户破洞最近的地方，生怕哪个孩子受了风寒。等到第二天，老早就打好浆糊，用纸把漏洞补好。家里穷，买不起炉筒子，母亲就想了一个土办法，弄来一些黄土，掺上些猪毛和成泥，做成一个火盆。这火盆，可为我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早晨把做饭烧过的玉米穰火炭放在里面，满满的一下子，压实。然后将火盆放在离炕沿边儿不远处，整整一大天火不过，谁要啥时候觉得冷了，伸手就去烤烤。一家人，就靠着这种老土的办法，解决了一冬天的取暖问题。
冬天上学没有鞋穿，又没有钱买新里新面去做，母亲就突发奇想，自己动手给我们做草鞋。母亲的针线活很好，晚饭后到园子里的玉米杆垛摘回些上等细软的玉米叶子，撕成碎条，编上小辫。再把穿坏的千层底鞋帮用刀割下来，把这玉米叶小辫儿照鞋帮的样子，一圈一圈围起来，再用麻绳横竖小间距地一针一针缝在一起，拉紧拽实，再上到这个用过的千层底上。一宿不睡觉，这鞋就大功告成了。最后为了美观，还要在鞋尖处用麻果核蘸上鬼子红，错落有致地印上几朵小红花。
到了第二天早晨上学，我会突然变成了全班乃至全校同学的看客，围起来指指点点，好不羡慕。这不但让我免遭了难堪，倒是奇迹般地赢回了几分尊严。说也不怪，因为全校只有我一个人特别，能穿上红军过草地时才能穿的这样的草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真的让他们长了见识，大开眼界了。
母亲年轻时含辛茹苦，没过几天好日子，领着她的六个孩子，可以说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等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时，她已年近七旬，满头染霜了。由于早年操劳过度，疾病缠身，最后患上了肺癌，含泪而去。她走时兜里很干净，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不过，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患难与共、忠贞不二，可以说是她老人家留给儿女们的最大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