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几天，我的心情糟透了。上课常常情不自禁地走神，开小差，哪怕是高三毕业班百日誓师大会之后，哪怕是在语文老师的有滋有味的课堂上。
我们语文老师姓彭，五十多岁了，上课却一向富于激情，即使是高三复习课，对我来说，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可今天我还是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老觉得老师的眼睛盯着我看，看到了我因整夜失眠导致的黑眼圈。
我的学习成绩在文科实验班里，稳居前五，因此六位科任老师对我都特别重视。不过，我还是更信任彭老师，理由我也说不清，也许他是实验班唯一的一位男教师吧，也许他慈眉善目、待人和蔼吧。班主任李老师虽然年轻，却难免气盛，常常一脸严肃，让人因敬畏而有了某种隔阂，至少不觉得有多亲近。
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把我的秘密告诉彭老师。我写了一张纸条，趁彭老师检查课堂练习经过我身旁时递给了他。
彭老师回到讲台上，打开纸条看了看，随手放进了口袋，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他肯定看清了我写的两行字：老师，下课等等我，我有话对你说。
下课铃声响过之后，彭老师收拾好课本和教案，并没有急着离开讲台，显然是在等我。我鼓足勇气，大步来到讲台边，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彭老师见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就温和地说：“不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老师，你看我的熊猫眼严重吗？”我指着自己的眼睛问。
“一点点，没事的。”彭老师半开玩笑地说，“同学们都说你是‘班花’，就算‘熊猫眼’，你林丽萍也是国宝呀！”
这时，值日生擦黑板来了，彭老师就说：“我们到年段室去吧。”
2.
在年段室里，我坐在彭老师身旁，手拿打开了的语文课本，悄悄地跟老师说话。坐在另一旁教理科实验班数学的王老师误以为我在问问题，就提意见说：“下课十分钟，你们应该休息一下，也给老师休息一会儿，尤其是你们的彭老师，年纪也大了。”
彭老师抬起头来，朝王老师笑了笑，然后继续我们的谈话。
我告诉老师说：“我谈恋爱了，压力很大，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彭老师安慰说：“记得歌德的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有这样一句话，‘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这个年龄段谈恋爱是正常的，不要因此给自己太大的心理负担。”
“可我怕有了黑眼圈，他会不喜欢我了。”我不无担心地说。
“如果这样他就不喜欢你，不正说明看上的是你的长相吗？这种人还值得你用心去爱吗？”彭老师微笑着说。
“我是真的喜欢他，我俩关系一向很好的。最近他却对我爱理不理的，难道不是有意在疏远我吗？”
“也许你太敏感了，现在距离高考不到一百天了，学习这么紧张。可以告诉我他的身份吗？不必说出他的名字。”
“他是我们高三理科实验班的，成绩基本上在班级前十。”
“这就对了，保持这样的成绩不容易，男孩子有这样的定力更不容易。你应该站在他的角度多替他想一想，喜欢他就应该让他的未来更有希望，对不对？”
“我是不是有心理问题，要不要找心理老师看看？”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你没有心理问题。不过，倒是可以跟要好的朋友说说心里话，这样就不会郁结在心里了。”
“我的同桌陈安婷跟我很要好，可我一提谈恋爱的话题，她就摇头说，不听，不听。你方便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说说吗，老师？”
“没问题的，你可以随时找我，在你没有找到更好的倾诉对象之前。”
我抬起头来，看看老师鲁迅似的精神抖擞的短发和慈祥的目光，心里涌起了一股感激之情，由衷地说：“谢谢老师！”
上课铃声响了，我郑重地对彭老师说：“这事不要告诉别人，尤其是我们的班主任。”在跨进教室的那一刻，我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3.
市质检之后的一个周末，我因为在文科实验班的名次跌出了前五，变成第七名了，就约我的心上人到老地方见面。
学校的“望云亭”掩映在浓密的绿树荫里，周围静悄悄的的，看不到一个人影。我的他如期而至，却有些心不在焉。我们聊了没几句，他就说：“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做呢！”说了声“再见”，就匆忙离开了。
望着他在暮色中消失的背影，我怅然若失。不自觉地跑到学校僻静角落的电话亭给彭老师打电话。
“老师，有空吗？我想跟你说说话。”
“说吧，我听着呢。这是公用电话吧？末尾带有两个‘4’呢。”老师后面的话明显是为了缓和气氛。
在电话里，我告诉彭老师，我的那个他叫黄安文，是我的邻居，一起长大的伙伴。他比我大一岁，处处以大哥哥的身份帮助着我，呵护着我。
我们家在农村，许多人家房前屋后种满了龙眼、荔枝、桃樹、柿树等各种果树。一到夏天，树上蝉儿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好像在给我们单调的乡村生活伴奏。我们这些小伙伴常常站在树下用竹竿粘蝉，然后用细线绑着蝉儿的腿，让它绕着飞，却又跑不了。我也觉得这样特好玩，可我又经常粘不到蝉。有一天傍晚，黄安文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就把他手里刚粘的蝉给了我，我接到手上，看了看，就把它放飞了。但我又指着头顶传出蝉鸣声的树冠，大声说：“我要那一只。”黄安文抬头望望高大的柿树，用手上长长的竹竿比划了一下，有些无奈地说：“太高了，够不着。”
“就要那一只。”我蛮不讲理却又带着哭腔说。黄安文二话不说，卷起裤管，撸起袖子，带着粘蝉的竹竿，“噌、噌、噌”爬到了柿树上，把竹竿的带着蜘蛛丝的那端又快又准地往蝉儿身上一粘，蝉儿就“吱、吱、吱”地叫着，被粘了下来。
看到我抓着蝉儿满心欢喜的样子，黄安文就站在我的身旁，呵呵直乐。
后来，长大了，我学骑自行车。黄安文在后面帮我扶着自行车后座，确保我不会摔倒，常常累得满头大汗。操场上学会了，我就到公路上骑行，黄安文不放心，就在后面跟着一路小跑。
突然，一个大男人推着一辆板车横穿公路，我一个急刹车，差点没撞上，却连人带车倒在了板车旁边。大男人硬说我撞了他的板车，让我赔钱。黄安文紧握双拳，怒目圆睁说：“不要说没撞上，就算撞上了，那也是你的责任，还想讹人不成？”见黄安文一副拼命三郎的模样，大男人胆怯了，灰溜溜地推着板车走了。
再后来，我们一起考上了这所一级达标中学，读了高中，巧的是我们都在高一（9）班，成了同班同学。我的语文、英语比他强，他的数学尤其是几何特厉害。我们互帮互学，共同进步。高二文理分科的时候，我进了文科实验班，他进了理科实验班。
彭老师在电话那头静静地听着，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但又怕说多了耽误老师的时间，匆匆说完学习上的事情后，就主动说：“老师，我准备去读书了。”“好的，多抬头看看天空，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彭老师勉励我说。
4.
再次给彭老师打电话是在周日傍晚，我给他讲了谈恋爱被发现的事情。
高一的时候，因为是同班同学，接触的机会更多，我们的感情进一步加深，差不多是亲密无间吧。（9）班班主任赵丽颖老师以女教师特有的细心很快发现了我俩的“异常”：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晚自修的时候，擅自坐到第四组最后一桌。
赵丽颖老师给我家打电话，刚好是我的母亲接。我母亲听赵老师把她的“发现”说完，淡然地说：“他们初中就谈恋爱了，我知道的。”赵老师本来是要让家长配合教育，避免孩子早恋，但她不了解我的母亲爽直的性格，只听出电话里我母亲波澜不惊的语气，感觉就像班主任多事似的，就有些生气地挂了电话。
不过，出于班主任的责任感，赵老师还是多次找我们谈心，要我们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她语重心长地讲了很多道理，这些道理其实我们大多也懂，只是有时却把它放在脑后了。由于班主任监督得紧，加上同学们的风言风语，我俩收敛了许多，至少不敢明目张胆谈恋爱了。
不过，私下里我们依然继续交往。周末的时候，我们要么一起回家，要么一起到学校的后山读书，谈心。
这种做法几乎风雨不移，一直保持到高三百日誓师大会之前。
第三次给彭老师打电话是在第二次省质检结束之后，是在我的家里，我告诉彭老师现在的心情好多了，睡眠也好了；并且也找到了能说心里话的倾诉对象。
彭老师一接电话就问：“你买手机啦？”
“没有，老师。是我父亲的手机。”我解释说。
“我一看不是公用电话，就估计事情有了转机。用你父亲的手机，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彭老师开心地嘱咐：“复习的时间不多了，专心学习，争取考出最好的成绩。”
“会的，谢谢老师！”我有些激动地保证。
5.
我在电话里告诉彭老师所找到的倾诉对象，就是我的舍友苏若兰。苏若兰也在谈恋爱，不同的是，男的像狗皮膏似的缠着她，贴着她；她虽然喜欢他，两人在一起也感到愉悦、舒心，但双方的成绩都在跳跃式下滑。理智告诉苏若兰，再不急刹车，后果将比较严重，甚至无法补救。为了考上理想的大学，苏若兰不得不忍痛割爱，有意与他保持距离，一切等高考结束后再说。
这样，我与苏若兰就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彼此一下成了无话不谈的知音。从此，就没有再打电话打扰彭老师了。
后来，我和黄安文都以比较好的成绩考上了心目中的大学。我们都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相约买了一束鲜花，到彭老师家里，表达我们的谢意和敬意。
与彭老师告别的时候，彭老师送我们到小区门口，一再告诫我们：“美好的感情，值得珍惜。既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一棍子打死，而要正視它，爱护它。当然，适时适度最好。”
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