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它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植根于当代的伟大实践，又渊源于传统的优秀文化。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可以为促进社会和谐创造良好的文化条件。今天刊登的这组文章，分别从自觉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促进世界不同文化和谐共处；
挖掘、发现传统文化中反映人类发展的共同要求、对于世界未来有积极意义的方面和内容；
在保持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汲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走综合创新之路；
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等方面，阐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
民族复兴与不同文化和谐相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金冲及
●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把它误解为是要恢复一两千年前的所谓“汉唐盛世”。“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才是“复兴”的真正含义。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的长处，也各有自己的弱点。现在，世界各国都很重视中国的声音。在文化领域，也应该有充满东方智慧和特色的中国自己的独立声音。
●应立足中国的实际国情，努力创造出既承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适应时代潮流的新文化，同时与世界其他不同文化和谐相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
“复兴”和“发展”，两者既相通又有所不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要靠发展，没有发展就谈不上复兴。然而，复兴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但在近代却落后了，沦落到任人宰割和欺凌的半殖民地地位，被别人看作“劣等民族”，这使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都无法忍受，他们渴望着恢复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中国在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那么，今天讲发展就足够了，不需要讲什么复兴。
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不能把它误解为是要恢复一两千年前的所谓“汉唐盛世”。汉、唐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但拿到今天来看，我们只能是发扬它们那些优秀传统，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去全盘恢复它。如果还说要恢复到那时去，岂不是开历史的倒车？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决不意味着中国想称霸，我们始终坚持“不称霸”。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含义，其实只是如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所说：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样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这里讲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才是“复兴”的真正含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完成这一庄严使命，但需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继续作出极大的努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无论全球性还是地区性的问题，人们都越来越注意听取中国的声音。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种状况必须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步加以改变。
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地位，曾经在不少中国人中造成了一种很不好的畸形心理，那就是民族自卑感，以为中国处处不如人，好像对外国的一切都要仰着头看，只有处处跟外国人学才算是适应现代潮流。这种心理是不健康的。
拿文化来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的长处，也各有自己的弱点。在15世纪以前，中国曾创造出居于世界前列的古代文明，走在很多欧洲国家的前面。进入18世纪，这种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但后来，西方国家远远地走到了我们前面。今天，我们又在奋起直追，取得了被全世界视为奇迹的巨大成就。事物就是这样波浪式地发展着。现在，世界上都很重视中国的声音。在文化领域，也应该有充满东方智慧和特色的中国自己的独立声音。在这方面，决不能妄自尊大，排斥任何外来文化，甚至像以往有些人那样声言要以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这是不切实际的；
但也不必妄自菲薄，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甚至把生搬硬套外国学者的某些未必适合中国国情的论断当作时髦，结果是过分热衷于“趋时”，却往往容易“过时”。
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中国的实际国情，努力创造出既承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适应时代潮流的新文化，同时与世界不同文化和谐相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
把和谐思想融入人类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兹全
●中庸之道是一条雍容和谐的大道，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之处。
●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同思想是合乎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
●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努力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和谐思想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积极因素，人类社会就有可能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合作的道路。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多样，精芜混杂。坚持古为今用，一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联系世界未来，可以着重注意其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中庸之道，二是世界大同。
中庸之道、和谐思想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之处。《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朱熹把它拿出来配《论语》、《孟子》作为四书，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中庸之道至少有两点是非常突出的：一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二是和。一般而言，两端之等距离的中间谓之中。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灵活性。中，因时因地因条件而常有移动，中中有权，而不是固定于一点。中要与“和”连起来，能行中庸之道，“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贯注着中庸之道的精神，强调适可而止、和为贵。因此，中庸之道是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偏不倚、不过激无不及、雍容和谐的大道，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之处。
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早期的氏族部落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或宗族，自然会产生一种排外思想和感情。“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都是部落时代排斥异族的思想意识。非我族类，不接受他的祭祀；
非我族类，必不和我同心。但随着交往的增多，族与族之间逐渐也汇为一体。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是会联合的，华夏和夷狄也是会联合的。诸多氏族联合而为部落，诸多部落联合而为部落联盟，这在古代比较常见。在大联合中形成共同体，狭隘的血缘关系逐渐被破坏，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思想意识也在逐渐改变。春秋时期，在华人眼里，区分民族的似乎已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文化关系。华人接受夷人的风俗习惯，就是夷人了；
夷人接受华人的风俗习惯，也就成了华人。这种胸怀是氏族部落融和的产物，又反过来有助于氏族部落的融和。春秋时期，在先进士大夫中间已出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后来又产生了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礼记·礼运篇》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大同，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的理想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同思想是合乎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大同思想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人类社会自从有历史以来，就是逐步扩大的。最初，人类在氏族、部落内生活。其后逐步扩大，出现部落国家、民族国家、大帝国(秦汉帝国、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一个帝国包括了许多被兼并的民族、国家。推动人类社会群体扩大的，是人类生产的不断发展和交换范围的逐步扩大。生产发展了，为交换打下基础、打开道路。交换发展，像蜘蛛网一样，把人和人的经济生活网到一起。于是，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在一些方面有了互相依赖的关系，一个地区的人和另一个地区的人也有了互相依赖的关系。近代以前，交换经济所织成的网并不太牢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绳断网破，四分五裂。因为近代以前，各地区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其赖以生存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因此，总的趋势虽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断扩大统一，但又常常分裂，大块变成小块。但时至今天，人类的生产力较之过去呈几百倍、几千倍地增加，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集中，人与人、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经济的全球化已突破国界、民族界、区域界。
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社会过去由小变大，由野蛮进入文明，是一路杀过来的。正如孟子所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人类来说，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但是，战争、冲突不应该是人类发展的理想未来。人类是一步步由野蛮走向文明的。物质文明越高，人们的生活就会越幸福美满；
精神文明越高，人与人的关系就会越和谐友爱。当今世界，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强化，加强了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间的相互理解。理解多，矛盾少、仇恨少，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此，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努力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和谐思想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积极因素，人类社会就有可能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合作的道路。
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南开大学教授李翔海
●中国文化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为其内在生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文化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吸纳、融合其他文化系统的优良成分，为其增添了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现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更为强健的生命活力。
●只要我们在保持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多民族文化，始终不懈地走综合创新之路，中国文化一定会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成为人类现代多元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元。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它面向未来还有没有源于自身的内在生命力？这是一个至今仍见仁见智的问题。今天，虽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抱二元对立的态度，但仍有一些人以西方文化为基本尺度来衡量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面向未来已经没有内在生命力的观点时有所见。因此，对于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力问题，确有进一步加以讨论的必要。这是一个涉及能否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的重要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不仅在过去的发展中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而且面对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走势，依然具有强健的生命力。这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理由。
中国文化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为其内在生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人类文化从分散的“民族历史”阶段走向统一的“世界历史”阶段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一直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与此相应，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被笼罩在西方文化的阴影之中的。但是，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也是为包括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在内的人们所承认的。在西方思想文化界，固然有以韦伯等为代表的漠视中国文化者，但倡扬中国文化之价值意义者同样大有人在。从16世纪后半叶以后曾经席卷欧洲的“中国热”、启蒙时代狄尔泰等当时欧洲的一流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大力推崇，到20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以及李约瑟(自号“丹道子”)、南乐山(以“波士顿儒家”自任)等英美思想家表现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亨廷顿之所以在“文明冲突”论中将中国文化看作是非西方文化中可能与西方文化产生激烈冲突的主要对象之一，事实上也是以对中国文化的独异特质的认肯为前提的。应当说，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一起被公认为人类三大主流文化传统之一，正是因为它像另外两种文化传统一样，有着自身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外化。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必然涉及人与终极存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社会、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等方面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主体内容。概括而言，具有深厚的思想积淀与数千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文化，在其长期的绵延发展中，在上述方面均体现出了自身稳定而成熟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主题、思维方式、价值系统乃至言说方式，从而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因此，中国文化不仅对人类的生命存在与精神心志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回答而具有了普遍性意义，而且面对必须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才能解决的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乃至危机，亦有其重要意义，因而与当代人类的人生与社会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现实关联。正是中国文化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为其内在生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文化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吸纳、融合其他文化系统的优良成分，为其增添了新的生命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一直保持了颇为开放的心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外文化的交流史。正是在对外来文化系统优良成分的融合、吸纳中，中国文化不断增强了自身的内在生命力。在古代，崇“有”而质“实”的儒家文化，曾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吸纳、融会了产生于印度、重“空”而尚“虚”的佛教文化，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存在形态，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其形上智慧，结出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葩。在近现代，尽管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历经曲折，人们对于作为人类近现代文化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而言，自19世纪中叶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交通以来，中国人可以说是以颇为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异质的西方文化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现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更为强健的生命活力。
因此，立足于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特质及其发展历程的理性反省，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生命力保持足够的信心。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作为一个迄今为止仍然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文化系统的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内在局限，更不是主张要“用中国文化去拯救世界”。我们所强调的是，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走势，只要我们在保持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多民族文化，始终不懈地走综合创新之路，中国文化一定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成为人类现代多元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元。
现代化建设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支撑
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王霞林
●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天然纽带。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资源。
●研究传统文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再现昔日辉煌，更重要的是对其中蕴含的积极的、进步的、精华的东西予以新的诠释、转化和改铸，赋予其时代内涵，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的精华相结合，自有其内在契机。这种结合的根本动力在于亿万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置身于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之中，我们很多人在对待传统文化上都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为中华民族拥有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而感到自豪；
另一方面又感到传统文化似乎是今天前进道路上的羁绊，成了一种沉重的历史包袱。到底应该如何历史地、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要不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怎样把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今天研究传统文化，有责任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中国传统文化是维系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储蕴了丰富的内涵，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过重要作用。即使在今天乃至未来，其积极的内涵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长期熏染、代代传承，使整个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渐趋认同，才形成了一种民族的风骨和气度，培养了一种民族的品格和精神，并逐步发展为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代代相传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始终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天然纽带。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源泉，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动力，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资源，有必要对其加以系统的、科学的挖掘和研究，以充分体现其积极的价值。
当前，我们正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实上，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共同发展的过程，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不仅是经济、政治的发展，而且包括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发展。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去研究现代化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不去探讨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特征等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样的“现代化”难免要走弯路。对于今日的中国来说，如果没有文化的提升，没有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而在“文化提升”中，不可缺少的一课就是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再现昔日辉煌，更重要的是对其中蕴含的积极的、进步的、精华的东西予以新的诠释、转化和改铸，赋予其时代内涵，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
实现“文化提升”，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既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更发扬时代精神。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厚古薄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实现综合创新。从根本上说，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既然传统文化繁盛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将其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融入时代精神。融入时代精神，最重要的是融入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革命传统。同时，还要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科学的成分。惟有如此，才能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积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伦理道德，使其与法治紧密衔接。一个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从社会体系上说，规则有两大类：他律的规则与自律的规则。前者主要是法律规范，后者主要是伦理道德。强调法治，以法律来规范社会秩序、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社会得以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而伦理道德是在价值观念引导下社会成员对自己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自我调节，它不仅把人们的行为调节在“理想”的程度上，而且正是通过这种调节，显示出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价值尊严，比法律制约更具有广度和深度。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积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伦理道德，使其与法律制约紧密衔接，建立起法律与伦理道德有效、合理联结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融合的桥梁。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这是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否定，也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广泛的相容性，二者在哲学方法和思想精神上有着许多可以相互衔接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的精华相结合，自有其内在契机。而这种结合的根本动力在于亿万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融合的桥梁，使二者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表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