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曾经受到胡适等学者的推崇，被聘为西南联大的教授，教《各體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
其学生汪曾祺回忆：由于沈从文只上过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一点也不懂，讲起来很零乱，缺少系统性，而且他的普通话不标准，带有湘西凤凰口音，声音也很小。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最后，汪曾祺得出一个结论：沈从文不善于讲课，而善于谈天。沈从文虽然不善于讲课，但他从其他方面进行补救。
《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是选修课。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任由学生去写，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相当认真地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一大段读后感，有时候甚至比原作还要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论分析学生作文的得失，有时从这篇作文展开，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他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文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著作。这些书籍都是沈从文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他每次来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在腋下夹一大摞书。
学生作文写得比较好的，沈从文就推荐到相关报刊发表，邮费由他自己承担，经过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年前发表的作品，几乎都是沈从文代寄出去的。据他当年的学生林蒲回忆：“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都经过沈先生润色，全篇發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情。”
沈从文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抄录，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录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不裁断，抄好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学生们接过沈先生费心找来、精心抄写的资料，内心感动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震撼。
日军轰炸昆明时，沈从文和妻子张兆和带领全家疏散到呈贡县龙街149号杨家大院，一住5年多。每星期上课，进昆明城两天，文林街20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的一间屋子。进进出出向他请教的学生非常多，学生向他借书，他总是慷慨应允。据汪曾祺记忆，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沈从文的笔名）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校，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沈从文把心血花在备课、批改作业、课后辅导中，花在别人不容易看到的地方。因为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教学也有一定的深度、广度。沈从文的学生中之所以能出现汪曾祺这样优秀的作家，绝非偶然。
沈从文之所以如此敬业，在学生身上花这么多时间，除了对学生的挚爱，还因为：第一，爱国心。当时中国正处于外敌入侵的非常时期，任何一个爱国者都想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以此报效国家，沈从文自然也不例外。第二，感恩。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因为他笔耕不辍，在文学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一些学者，如胡适等人，赏识他的真本事，不在乎他的小学文凭，聘请他到大学任教，每月给他400大洋薪水，这些都令沈从文产生了“士为知己者用”、报答知遇之恩的想法。第三，当时学者有较高的地位。西南联大的一切大政方针由“教授委员会”和“教授评议会”决定，不做学问或不认真做学问的教育官僚根本没有话语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沈从文要获得地位，就必须敬业，必须做好教学、科研工作。第四，为了争口气。国学大师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恃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全世界研究庄子的算半个人，另外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据传他对新文学的沈从文很是看不上，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可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是什么？那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