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籍贯广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听朝廷命剿捻军，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儿。儿子梁济只有8岁，家贫不得回广西，妻子带着儿子到北京讨生活。梁济27岁时考中举人，直到40岁才当官，做过文化官员、内阁中书（四品）、民政部主事（相当于处长），十余年不升不调。
梁济的官职不高，口碑却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辞职家居。民国内务部总长一再请他出山，他拒绝，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变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梁济认为：“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許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在民国元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
但梁济绝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也极为广泛，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了不少支援。辛亥革命爆发后，梁济的态度是旁观。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他自己曾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因此，从他计划殉清，到实现，整整七年，他都在观察新的时代社会。他对民国寄予过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但他痛心地发现：“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1918年，梁济60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十一月十日，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可以说，梁济绝非遗老，也毫不糊涂，他说：“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自杀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经下了决心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
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陈寅恪先生这样解释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我们可以理解为，当世界发生巨变时，一些人的精神家园不复存在，又看不到好转的可能，他们往往会选择死亡。这是一种文化殉节。
“这个世界会好吗？”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