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竹榻上，时近中午的阳光从槐树的缝隙间穿过，在他右边脸颊落定。父亲睡着了，像瘫痪前一场大酒带来的昏沉，也像破产后一餐闷酒带来的无奈。三年来，我总是不能唤醒他。无论是轻轻的一句“爸，醒醒”，亦或是配合着左手缓慢的轻拍，甚至如少年般顽劣地用镜子将阳光反射到他眼睑之上，我的父亲不能被唤醒。
所以一次次地，只有我在夜半惊醒，揉一揉发胀的眼眶，坐起身子，点一支烟，仿佛仍然在守灵之夜，安静地守护父亲留给我和人世最后的那一点点跳跃之光。我也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所以在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才两手空空、形单影只地回到故乡。守灵之夜，我在父亲枕畔借着如豆油灯长久地凝视他。回忆他不长的一生，便好似能揣摩与他同样拥有理想主义和人文情趣的我自己的终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转型期，父亲也从一个彻底的农民变身为乡镇企业的小领导，从此天南海北如鱼得水。但人们往往在环境巨变之下迷失方向，理想主义和人文情趣兼备的父亲更不例外。父亲有差旅途中读书的习惯，他总是在随身提箱里放上一两本书，大部分是金庸的武侠和类似席绢那样的通俗言情。这在九十年代初成为周边人们对父亲进行非议的谈资之一，并且这一习惯也确实成为父亲有外遇的催化剂，从此父亲成为传统道德的反面教材。在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人们像陈堂证供般搬出父亲喜爱的金庸和席绢，为父亲进行了令其百口莫辩的道德审判。
我总忍不住假设：如果没有那个扭曲的时代，父亲又会走向何方？但正如弗罗斯特诗中所言“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人生的无奈大多在于不能假设另一条路。而今，世俗纷乱，类似父亲犯下的诸多“罪行”早已被人们习惯性忽略。
但我始终不能忘记家庭离散后不多的几次与父亲的相见。我记得少年时独处那大雪的夜半，他在窗口轻轻喊醒了我，提着酒精炉、冬笋、腊肉和一瓶酒，对饮之后与我抵足而眠。我记得高考前某日他在教室后窗悄悄看过我，却没有露面，而是托老师将生活费转交给了我，而我在高考之后才知道，他那时已被“远方的异姓兄弟”骗得倾家荡产……
其实，父亲人生的某种象征意义也确实在姓氏之上有所体现。由于旧时家贫，我的祖父被过继到其姑父——一个老年仍未得子的江南乡绅家中，由于聪慧灵敏，祖父深得其姑父喜爱，视如己出，于是顺应时宜，姓氏也就追随了这位养父。当我父亲出生时，祖父的养父尚在人间，为报养育及教诲之恩，祖父让父亲的姓氏也随了其养父，所以直至今日，父亲的墓碑上依然是正楷的“徐”姓，而父亲却讓其儿子改回了宗族的本姓。家庭离散、四处漂泊、仗义疏财、倾家荡产、郁郁而终……这个宗族的“外人”，我的父亲，仿佛生而格格不入。
及至今年阴历的五月中，我将为父亲满孝三年，我也已决心在这片故土之上安身立命，但遗传自父亲血脉的理想主义和人文情趣，我想我会终生保有。陆游说“死去元知万事空”，谈论驾鹤西去的父亲其实也无甚可否。只是我仍然愿意在梦中看他安睡于槐树之下，仿佛世间本就是空空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