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其实一点都不浪漫
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曾连续三年获得代表加拿大新闻界最高荣誉的国家新闻奖，并被誉为加拿大最好的专栏作家，其专栏内容多为探究新闻背后的常识与全球趋势。
在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雅各布斯的一次采访后，桑德斯萌生了撰写一部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的想法。从2007年开始，桑德斯开始了一场全球之旅，从欧洲出发，到印度次大陆、中国和北美，深入接触包括来自肯尼亚和里约热内卢的底层平民，足迹遍布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最终完成一本名为《落脚城市》的书。《落脚城市》预言，到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从这个角度说，《落脚城市》是一曲唱给城市的赞歌。而“落脚城市”则是作者对农民进入城市而在城市边缘聚焦的贫民区的重新命名，作者赋予了这一地区积极且正面的形象与意义。而它的存在，则为我们审视“乡愁”提供了又一个视角。
我以“落脚越市”称呼这些地区，原因是传统上的学术与官僚用词——如“移民门户”与“原始社区”——都掩盖了这类地区的动态与过渡性的角色，而足以对人产生误导。我们习惯于把落脚城市视为固定的实体，由一群廉价住宅聚集而成，里面住着贫穷人口，而且生活条件通常不太怡人。城市规划者与政府经常把这些城市飞地定义为静态的附属物，是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套用巴西前总统卢拉的话，这些地区的居民乃是“一群从生态角度定义的群体，而不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
这种看法在西方导致了灾难性的城市政策。2005年巴黎暴动、20世纪80年代的伦敦动乱以及阿姆斯特丹在21世纪头十年发生的暴力冲突，都是这种政策造成的结果。在亚洲、非洲与南美洲，这种看法带来的政策更糟，导致贫民窟清除计划，莽撞摧毁数以万计人口的未来。在一般书籍和电影当中，落脚城市则被描绘成这个乌托邦幻灭所衍生出来的后果：一个面貌一致的悲惨世界，穷人没有力争上游的机会，只能永远困在有如监狱一般的区域之中，被凶恶的警察压迫，被吸血的企业剥削……许多落脚城市一旦原本充满弹性的结构遭到剥夺，或是被国家遗弃之后，确实不免陷入这样的命运。然而若把这种现象视为落脚城市的常态，就不免忽略了这类地区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在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世界，成功的落脚城市都是创造新兴中产阶级、消除农村贫穷落后以及终结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关键因素。
不论就任何可评判的标准而言，这场迁徙都是一项进步。乡村生活其实一点都不浪漫。今天，生活在乡村仍是造成人类过早死亡的最大根源，是营养不良、婴儿夭折与寿命缩减的最大来源。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统计，全球十亿挨饿人口当中有四分之三都是农民。乡村也是人口过度成长的主要来源，因为务农的家庭需要大量的人手才能维持生活。世界各地的都市人口收入都比乡下高，而且经常高出好几倍；教育、医疗、饮水、卫生以及通讯和文化等资源，在都市里都比较丰富。此外，迁入城市也有助减少生态破坏以及碳排放，原因是聚居于城市缩短了交通距离，也增加科技的共享。一项重要研究曾经指出：“城市提供了缓和甚至反转全球气候变迁冲击的机会，因为城市的规模经济减少了个人支出以及对资源的需求。”赤贫是乡村现象：全球各地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穷人有四分之三都住在乡下地区。全球赤贫人口在20世纪初大幅下降，在1998年至2002年间减少了九千八百万人，贫穷率则从1999年的34%降低到2009年的25%。這个现象完全是城市化的成果：人口一旦迁入城市之后，即可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也能把钱寄回乡村。城市化不只改善了都市居民的生活，也提高了乡村的生活水准，为乡村提供所需的资金，把农业转为商业，从而带来有薪工作与稳定的收入。
落脚城市不论在形态和文化上都算不上城市，但我们绝不该因此视之为乡村地区。都市人通常认为落脚城市就是单纯把乡村的结构和习俗搬到城市里来。“看，一面是村庄，一面是高楼大厦。”印度裔美籍作家梅塔曾经听到他年幼的儿子这么说。当时这个孩子在孟买北部的班德拉，初次见到一片落脚城市的飞地紧邻于公寓大楼旁。父亲也赞同孩子的话——他指出了贫民窟的本质：城市里的乡村。一般人也认为洛杉矶的巴里欧都是墨西哥或中美洲乡村的翻版，中国人也认为他们的城中村是不折不扣的小村子。不过，这种看法其实误解了落脚城市的都市野心及其快速变迁的本质，也没有正确认识到落脚城市如何重新定义了都市生活的本质。落脚城市的文化不尽然是乡村也不尽然是都市，而是融合了两者的元素—但经常是扭曲或怪诞丑陋的模样——迫切希望在这群志向远大又深深缺乏安全感的居民当中找到安全感的共同来源。我们通常以为人只要从乡村移居城市，就会直接从原本落后保守的乡下习俗转而接受精致世俗的都市习惯，但这其实是一种谬误的想法。在这项变迁的过渡时期，不仅充满了不稳定性，也需要紧密的人际关系与支援体系，而家庭与个人的凝聚力又因此受到威胁，所以经常会发展出融合各种不同元素而且又充满保护性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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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最近的预测，全球人口将在2050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达到九十亿的高峰之后人类数量将会不再年年攀升，马尔萨斯预测的人口危机将不复存在。这是城市化造成的直接结果：经过人口迁徙之后，城市里小家庭数量将超过乡村的大家庭，而落脚城市流回乡村的金钱、知识以及受过教育的回归人口将促使乡下地区的出生率下降。我们在伊朗这类快速城市化的国家早已看到这种情形，乡村的城市化促使乡下与城市的生育率都下降至负数。城市化完成之后，世界各地的平均家庭规模都将降至2.1名子女以下，于是拥挤与资源竞争的问题都将转为人口零增长这类较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但仍然深富挑战性）。在最有可能的预测情境里，这项转变将会出现于2050年；在联合国较为悲观的预测情境中，人口高峰出现时间将延续十年，数量也将多出十亿。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即取决于落脚城市，因为许多促成生育率下降的因素都在落脚城市获得实现：为女童和妇女提供教育、改善卫生状况、创造人身与财务的保障等。
落脚城市是一部转变人类的机器，只要让落脚城市充分发展，这部机器即可开创一个可持续的世界。
（选自《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