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是在1956年。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份，就像我们今天说“2013年、2014年”那样。但是对于中国的语文教育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实施了中学语文分科的试验，原来的“语文”一科分成了“汉语”“文学”两门课，分别由两位教师来上。这一试验只进行了两届，1956级和1957级，到1958年就戛然而止了。之后“汉语”、“文学”重新合并为一课。
“语”“文”分科，文学课的教材自然全部选了文学作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汉语”课上什么呢？必然要有新的教材。结果我们在无意之中又成了另外三个试验的试验品。
第一个是学习汉语拼音。我们这一届的初、高中生大约是汉语拼音的第一批实践者。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没有汉语拼音这回事，也没有学过民国时期制订的注音字母，从_年级起学的就全是汉字。现在有了专门的“汉语”课，就要讲语音、词汇、语法等。语音讲什么内容呢？正好在此前一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汉语拼音的六种方案里通过了拉丁字母的方案，于是就把这个方案的草案拿过来放在《汉语》教材里，作为我们学习汉语语音的内容。
第二个是使用简化字。同样，从小学一年级起，我学的都是繁体字，简化字的初步方案也是在1955年刚刚通过，在我们的教材里开始使用。但简化类推等方法则还没全面应用。例如我们课本的名称就用了“汉语”二字，前一个是简体，后一个还是繁体。
第三个是学习语法。在我们之前，学语法、研究语法都是大学里的事。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之后，国家提倡大家要学一点语法。于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新成立的汉语编辑室主任张志公先生牵头，编写了一个《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对当时歧异严重的几位语法大家的语法体系进行了折衷，先“暂拟”个系统，以满足“教学”的迫切需要，让我们中学生试用，结果这一内容也成了《汉语》教材的主体。
语文课本不但从繁体改成了简体，而且从竖排变成了横排（中国出版物统一从竖排变为横排也是从1956年1月的《人民日报》改版开始的）。课外读物呢，在小学看的都是一些古旧小说，什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列国志》之类，进了中学，图书馆也是新的，增添的有很多新的少儿读物和其他书籍。我才第一次读到外国小说，主要是苏联的卫国战争小说和反间谍小说，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大量东欧国家的民间故事、童话（如《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好像一下打开了眼界，看到了世界。那年还创刊了《少年文艺》，我大姐夫替我订了一年，作为祝贺我升入中学的礼物。任溶溶先生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最早就是我在这本杂志上看到的。记得我初一就开始学写诗，还模仿当时流行的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梯形诗”。我还自编了一本杂志，叫《少年先锋》，自己写文章，自己写诗，自己画插图，设计封面。
到现在没有对1956年、1957两年实践的“语”“文”分科做过什么总结，我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个试验非常值得总结。作为过来人和亲身受教者，我觉得这一试验是十分成功的。至少我觉得我在语言、文学两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初中以后我再也没有学过语言，甚至在读大学外文系时也没上过专门的语言学的课，结果直到考研究生时，我的语音和语法基础还是来自初中学的课程。文学课由于不必顾忌“语言”问题，可以专从文学角度去欣赏和领略，也特别受益。记得那时读的《牛郎織女》，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文字写得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