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之制”的伟大创造 岳亮 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小编为您整理了《中国制度优势制度自信心得体会精选5篇》，给您在日常工作学习中借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之制”的伟大创造
岳亮 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现着国家的道路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
回顾历史，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探索解决“中国之制”这个历史性课题，各个阶级与社会力量前赴后继，提出过各种主张和方案，包括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种种制度，几乎都在中国都尝试过，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这证明了对旧制度的改良修补和照搬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同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亿万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运用手中的权力选举自己的政府，并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各项事务，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写入宪法，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实行的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体”。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必须适应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实现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我国各族人民通过这一制度来行使国家权力，保证了国家政权机关的高效运行，从而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力量的源泉。与此同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出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是其他国家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如婚姻家庭制度、民事商事制度、国家机构的制度、刑事制度、诉讼制度等等，都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创制出来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建立以来，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保障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现在，我国共有五级人大代表262万名，包括全国人大代表近3000名，省级人大代表2万名，设区的市级人大代表12万名，县级人大代表近60万名，乡级人大代表188万名。其中，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占到代表总数的94%，都是由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的。
实践充分证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的“中国之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全面动员了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地位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有效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切实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力支撑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彰显了“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
沈建波：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税收治理效能
文|沈建波 国家税务总局党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数据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最活跃的生产要素。税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大数据技术赋能下，深挖细掘税收大数据这座“金山银库”，进一步盘活数据资源、挖掘数据价值、拓展数据应用，为税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税收治理的不同绩效来看，技术的变迁与创新对税收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技术取得进步，就能获得较高的税收治理效能。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税收治理中，税收征管诸如税基、税源、税种、税率等涉及海量的税收大数据，这些涉税大数据是保障税法遵从度、降低税收成本、提升税收征管质效的宝贵资源。税务部门用好大数据技术，加强对税收大数据的挖掘分析和增值应用，就能实现涉税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的“数据链条式”发展。总的来看，以大数据助力税收治理，不仅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提升税收服务和治理能力，助力产业升级，还能够发挥税收大数据覆盖面广、及时性强、精准度高等优势，分析经济运行动态，助力供需双方精准产销对接，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
近年来，税收工作正凭借大数据技术不断地走向精准化、智能化、科学化。将大数据融入到税收工作中，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条没有止境的自我突破之路。大数据潮流已是不可逆之势。我们要依托大数据技术，通过创新税收大数据治理模式，建立健全税收大数据服务机制，加强税收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等，从而推动税收治理方式从“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激活税收改革发展新动能。
第一，创新税收大数据治理模式。大数据时代要提升税收治理能力，就要创新税收大数据供给方式，加快税收征管改革，加强税收风险管理，优化税收治理生态。在实践应用中，要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加强对新生业态税收征管，从“管事制”向“管数制”转变，实施“数据管税”；
建议完善以税收风险特征库为特色的风险管理指标体系，提升税收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此外，还要进一步规范相关数据资源的采集、分析、处理、应用的程序和方法，制定相应的规则及标准，确保税收大数据建设和应用过程中有章可循、管理到位、秩序到位，从而整体提升税收治理效能。
第二，建立健全税收大数据服务机制。未来的税收治理是典型的信息化“网罗天下”，税收信息化也必将高度依赖税收大数据的分析与运用，通过对涉税数据进行采集和比对，从海量税源信息、税务发票、税收指数等大数据中甄别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从而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建立健全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全流程、全联通的税收大数据服务机制，善于运用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为税收分析、预测、研判与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拓展税收经济分析维度，不断提高税收大数据在当地经济建设中的参与度。比如，要加强技术分析和关联能力，通过企业财务数据与税收数据的关联分析、对比分析、趋势分析，为纳税人提供投资数据参考；
要建立相关长效机制，进一步增强对各行业产业发展方向和需求分析的精准度，把税收数据转化为与政府决策相关联的分析数据，为政府经济决策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方案，共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加强税收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行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税收治理效能，不是大数据和传统税收业务的简单相加，既需要科技支撑，也离不开人才保障。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必须破解大数据技术人才瓶颈，通过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人才使用机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构建人才合作机制，着力打造一支税收信息化专业人才队伍。要看到，大数据人才的素质和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需要着眼于新时代税收治理对大数据人才队伍能力素质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税收大数据人才培养机制，制定系统性、长效性培养方案，不断提升税收大数据人才队伍的专业技术能力。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加快相关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增强税收大数据人才的学习力、执行力、创新力，从而为提高税收治理能力提供人才保障。
孙海潮：低效治理让欧洲遭受双重危机
文|孙海潮 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中心主任，前驻外大使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欧洲的新冠肺炎疫情愈发凶猛，法英德西等十余个国家相继宣布全国性“封锁令”。其实，欧洲疫情始终没有呈现好转迹象，所谓“第二波”只是确诊人数的又一次短期剧增。目前，全欧感染人数近1050万人，很多医院已经不堪重负。欧洲国家的抗疫举措为何反复在“放松-收紧”间摇摆？自诩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的欧盟，为何在疫情面前节节败退？
众所周知，中国为世界抗疫争取了宝贵的窗口期，欧洲本来掌握一定主动权。但由于傲慢的惯常心理作祟，许多国家自认制度优越、医疗技术先进，不屑于学习中国经验，甚至一度认为病毒不会传播至欧美。当疫情打破了这些盲目自信的幻想，各国虽相继出台不同形式的隔离措施，但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导致执行情况极不乐观。反对党和极端组织借疫情扩大影响，阻挠政府决策；
民众不容“个人自由”受限，大型群体活动照常举行，戴不戴口罩成了一个争论至今的问题。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因担心经济损失难以下定非常决心、采取非常措施，只能“进一步退半步”。“居民半隔离，商业半关闭”状态无法阻断病毒传播，自欺欺人的后果就是埋下了疫情反复的隐患。对此，各国领导人十分清楚，却无力改变。英国、瑞典等国提出所谓“群体免疫”怪论，实际上都是为无能为力开脱。
欧盟治理成效取决于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随着一体化不断深化，欧盟获得的权能日益增加，但核心权能仍在成员国手中，权能分裂导致严重的治理能力赤字。这在近些年的各类危机中已有体现，而此次疫情更是将欧盟统管和协调能力低下的弊端暴露无遗。危机之下，成员国“各扫门前雪”。德法牵头与各国艰难协调后，终于达成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抗疫财政和经济复苏计划，却在峰会上遭到“节俭国家”的强烈抵制。“各方都较满意”的方案实为“各方都有保留”，如何落实尚难预料，而财政和金融扩张造成的“财政悬崖”问题更无答案。
目前，欧洲疫情濒临失控，但欧盟的协调能力捉襟见肘，成员国基本仍在自救模式中挣扎。然而，欧洲人已经出现“抗疫疲劳”，新的防疫措施在推行方面依然不顺。舆论惊呼“经济寒冬将至”，广大民众再度开始示威游行，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民众为此与警察发生冲突。雪上加霜的是，法国发生了宗教漫画事件，马克龙与埃尔多安的口水战正引发两大阵营国家的站队。过去几天，尼斯、维也纳又接连发生恐袭事件。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的意愿更加强烈，而这进一步加剧了感染风险。多重因素叠加发酵，让欧洲抗疫难有转机。
联合国从政治上把新冠肺炎疫情定性为二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从经济和金融上将其定义为继1929年“大萧条”、2008年“大衰退”之后的2020年“大隔离”经济金融危机。可见，疫情不光是公共卫生事件，其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疫情杂糅着恐怖主义，经济停滞催生新的危机，都让近年来本就饱受重压的欧盟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把称“刁民太多”当治吏标本剖析治理
10月16日，海南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直播中，海南万宁一干部在节目里称：“现在刁民太多了”，遭到主持人回怼：“简直胡说八道”。10月22日，万宁市万城镇委、镇政府就《万宁一干部节目里称“刁民太多”，艾阳：简直胡说八道！》进行了通报，责成当事干部万城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吴珍海向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及主持人进行道歉。同时，万城镇委镇政府也向主持人及该栏目表示诚恳道歉。 回应媒体采访时称“刁民太多”，万宁市万城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吴珍海“刁民论”引起众怒。对此，万城镇进行了调查，并对吴珍海进行了约谈。向海南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及其主持人道歉。深刻汲取教训，从中找到“刁民论”症结，需要当地不仅仅是一个攻关式的道歉。 吴珍海接受媒体采访，回应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中群众反应的土地确权工作。问题并不复杂，但在回应中，吴珍海显然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视作刁民的找茬、刁难，也无形中流露出对媒体打电话咨询给“刁民”撑腰表示不满。 何为“刁民”？在吴珍海眼里，似乎就是反映问题就是刁民。但是，没有任何问题，又需要干部有什么用呢？看待百姓的态度，决定对待百姓的办法和解决问题的成效。既然已经把群众反映问题视为“刁民”，那么，在解决“刁民”反映的问题上，自然不会太过用心，甚至是不予理睬。 由对群众的不满到对媒体“多管闲事”的不满，吴珍海与群众对立的态度、对媒体监督的不满表露无遗。其实，像吴珍海似的干部也曾有先例。有地方官员在对媒体采访时，曾公开反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不管是群众还是媒体，监督权的行使，都是为了干部更好地履行职责，践行党的使命。当把群众反映问题视为累赘和麻烦，显然是站错了立场、丢失了原则。 把反映问题的群众称为“刁民”，恰恰反映出一些干部在“我是谁”“为了谁”问题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把自己履行职责视为对群众的施舍和恩赐，群众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命令。一旦反映问题，就将其归入“刁民”行列，冷眼相看、颐指气使。如此这般，长久下来，将会加剧干群对立，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激化干群矛盾。 针对吴珍海的“刁民论”，当地政府表示是“个别干部”的问题。窥一斑可见全豹。言由心生，从言论洞察一些干部信仰、信念偏差，可以洞察当地治党治吏之弊。把“刁民论”当成治吏失当的“麻雀”来解剖，从中深刻洞察和反思个别干部的错误，深刻反思当地治党治吏之宽之软，找出症结对症下药。 党执政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持续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就是为了纠正一些党员干部中思想缺钙、立场丢失、信念信仰动摇等事关党长治久安、长久执政问题。时刻牢记使命，紧扣民心这个最大政治，任重道远。“刁民论”尤其需要去根治毒，必须要铲除这一思想的不当土壤。久久为功，持续治党治吏，才能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对立面。
干部“匿名化”倾向折射基层治理难题
“千万别让人知道是我说的。”“别写进去啊，咱可是兄弟，我才跟你说这些的。”“领导可能嘴上不说，但会给我小鞋穿。”如今，“不提名字”已经成为不少干部打开心扉讲真话的前提。据《半月谈》杂志记者调查，基层干部在面临各类采访或询问时，不管主题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希望能在事后的新闻报道或者调研报告中隐去名字。在基层，干部“匿名化”倾向正在加剧。 基层干部面临各类采访或询问时，由于不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坚持具名。基层干部“匿名化”倾向严重，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担心一旦具名反映的问题引发关注，会被追责问责及问责泛化，担心反映问题自曝家丑，容易被“晾起来”，影响到自身前途，不敢具名;二是认为工作做出成绩时，不能抢领导“风头”，应把功劳归于领导，情愿被顶替，不能具名;三是明知有的正面典型经不住时间考验，且自己参与其中，担心事后被曝出问题难辞其咎，不愿具名。 无论是反映问题怕受到牵连时的不敢具名，做出成绩时凸显领导作用的不能具名，还是担心事后被曝出问题难辞其咎的不愿具名，都折射基层治理难题：越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越需要匿名反映;越是匿名反映，问题往往越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长此以往，基层干部期待落空，变得“无力吐槽”，甚至“佛系万岁”。 不能对“匿名化”现象熟视无睹，要在深入剖析症结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树立基层反映问题的正确观念。基层应树立“反映问题的落脚点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观念，对于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各地应主动对号入座，加强调研，摸清本地区本部门现状，不能等到具体问题暴露出来再紧急处理。 ——领导和上级部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领导和上级部门要加强对下级工作的检查、指导和监督，下级工作存在问题，要及时发现和指正;下级取得工作成绩，要多肯定，及时表扬，绝不能把功劳和成绩揽在自己身上，把问题和责任往下级身上推。 ——建立健全基层干部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基层干部是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在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的同时，应鼓励基层干部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开展工作，在强调结果导向的同时，完善事中评价，让基层干部有更多获得感。
天府网评：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要把握三个重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会议指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性。 “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新时代的新任务，更需要强化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中央政治局重点审议关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意见，重点就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思路与要求。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要深刻领会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基层治理实际，不断进行大胆探索创新。 要始终加强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一切工作的前提,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重托。基层治理工作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人民群众的福祉，无论是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还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方面，都必须要把党的领导放到首要位置。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治理推进到哪里，党的建设就必须跟进到哪里，尤其是在基层治理探索创新方面，要始终强化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基层治理的正确方向。强化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就是要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要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在基层治理中集中彰显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 要始终加强能力建设。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要强化党的领导，同时也要激发基层政权的动力活力，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让基层政权在基层治理中更加高效有力。尤其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要加快构建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管理服务工作。要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治理平台，加强基层工作队伍建设，制定实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更好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持续减轻基层负担。 要始终加强组织领导。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必须汇聚各方面力量，必须激发各方面的动力活力，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要突出组织领导这个核心。既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也要发挥调动社会组织的作用，要通过组织领导，不断健全各级议事协调机制，形成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合力。